刘兴亮推荐语：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晚上，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做一件事——删除。其中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删除短信和照片。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几十条短信，每天都要拍几十张照片，把无用的短信和照片删除之后，剩下的传到网盘中。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删除通讯录和微信好友。我有4700多个通讯录联系人和3400多个微信好友。

《删除》一书的作者提出“信息富民”和“信息贫民”的概念，很值得玩味。通常意义上讲，拥有这么多短信、照片、联系人和好友的我，应该是信息富民。然而前两天苹果承认有后门可以读取苹果手机用户的短信、照片和联系人资料后，我突然发现这些信息不属于我了，我又变成信息贫民了。而且，这些所谓你是否拥有这些信息的权利，已经是一种“被遗忘的权利”。

而“删除”这个动作本身更值得玩味，这也是本书的主题和灵魂。我们今天的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拥有的信息是多么少，和古人相比，他都是信息富民。因为我们所处的当下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接触到大量的信息，但没有一个人能够记住每一条信息，但我们又不得不陷入这种信息的包围之中，这就是大数据时代的隐忧，所以就需要删除。

删除短信和照片这个事，是我经常干的；删除联系人和好友这个事，不是我经常干的。前一个事，每次都可以干得很彻底；后一个事，则几乎没有一次干得很彻底。前者因为数量有限、判断标准单一、做出判断容易，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干彻底；后者由于数量庞大、判断标准复杂、作出判断困难，所以很难干彻底。

这就更值得玩味了。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的取舍，已成为一个哲学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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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富民VS 信息贫民

文/ Viktor Mayer-Schonberger 译/ 袁杰

“知识就是力量。”四百年前，培根曾这样写道。这是一个早已深深植根于人类行为中的观念：获取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生存下来。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获取信息的能力都是相对的，源于我们比他人知道得更多。从人类早期开始，应运而生的特殊社会等级、特殊群体和特殊职业的人总能从特殊的渠道获取信息。这些人可以与神对话，治愈疾病，控制精神，指挥军队，改进产品，统治社会。而当我们那么好奇、那么想知道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去与每个人分享全部的信息。

将信息保护在我们自己的范围内以保留信息优势的行为可能是通过文化习得的，而且也许是近几十年来发展的结果。不过，这一行为很可能有更古老的根源。以书籍为例，当印刷机广泛传播后，许多国家的图书出版商与政府联手，建立起信息控制系统以巩固他们自己的权力。只有通过政府的审查，书籍才能得以出版。作为回报，出版商工会获得了政府的授权，拥有书籍的独家印刷特权。就在此刻，安妮女王（Queen Anne）认为图书出版商的权力过大，第一部授予作者对他们著作所有权的立法（1709年的版权法案）可以说就出台了。

“版权”（Copyright）这个由安妮女王发明的法律术语，有望通过赋予作家权力以打破出版商的强势。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教授和约瑟夫·奈教授所解释的那样，从很早之前人们就已经理解，信息的力量源自于对信息获取的控制能力。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想当作家，都会斟酌是否要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是，所有人都拥有关于自己的信息：我是谁，从哪里来，哪些信息可能想与他人分享或者不想与人分享。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们能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他人获取关于自己的何种信息。

20世纪60年代，当第一代数字存储器风靡美国的时候，诸如艾伦·威斯汀和亚瑟·米勒等学者坚决反对，并称其为“对隐私的侵犯”。他们所使用的术语——信息隐私，一直沿用至今，尽管个人想要控制其私人信息的渴望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私”这个词的狭窄定义。

在数字化趋势发展了40年之后，一些人认为我们已经适应了新的数字时代，并已理解了当我们与他人分享我们的私人信息时，我们日常的许多交往中所隐藏的风险。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们仅仅善于判断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不幸的是，记忆的默认状态对于我们保持对信息控制的潜在影响（而非因此掌握权力），很少是显而易见的。起初我们还没注意到多少，这些影响已经发生了。我们很可能在意识到之前，就已经遭遇到了对信息控制的减弱。由于同样的原因，其他人从我们丢失的信息中获得了信息权力，这会影响我们未来与世界沟通的情形，以及我们如何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数字化记忆的三个特征——可访问性、持久性、全面性，使得这种影响成为可能。

可访问性

让我们认为自己能控制私人信息的一种方法是，可以根据接收者与情形的不同来决定是否分享它。比如，在手术前我们会告诉医生自己患有乙肝，但是我们大概不会把这个信息告诉理发师。而且，如果只是在网球场上偶尔遇见自己的医生，我们可能也不会告诉他。我们还期望我们的医生能够严格按照我们与他分享这个信息的初衷去使用它，那就是采取一种合适的医疗手段来治愈我们的疾病。再抽象一点说，我们是基于特定的语境和目的才愿意与他人分享信息的。为此，我们已经权衡过这种信息量相对损失所带来的利与弊了。如果信息是被单独地存储在互不相通的“容器”中，无论是旧式的档案柜还是自己医生电脑上的数字化数据库（医生的个人电脑没有联网），这都会进行得很好。照此来看，即使在数字时代，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只将一小部分信息分享给不同的接收者，以保持对我们私人信息微弱的控制力。然而，这种实际上作用并不大的策略，被人们今天收集、访问和传播信息的广泛能力渐渐破坏了。而正是廉价的存储器、便捷的提取和全球性覆盖才使得这种能力成为可能，这三个特点正是完整数字化记忆的核心元素。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美国，实际上有三分之二的健康保险公司会通过访问客户的数字化处方历史来筛选健康保险申请人。大多数申请人甚至是许多保险经纪人，都不知道这种通过数字化可访性实现的侵权行径。

持久性

数字化记忆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持久性，这个特性能够导致信息权力的再分配。在数字化记忆时代之前，大部分的信息，甚至是犯罪信息，都相对快速地被遗忘了。在一些特殊的案例中，为了保存记忆而付出的努力是必要而且昂贵的。比如在苏联，克格勃会在政治犯的档案上盖上“永久保存”的印迹。这表明，永远不能忘记反对者的身份、信念、行为和言语，尽管要做到这些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在数字时代，对记忆的努力在逐渐减少，但价值在提升。Google记住所有的检索需求，尽管这些检索需求每天都会出现。如果有人看着你在网上浏览，几天后这个人就会忘了你曾检索些什么、什么时候检索的。但是Google不会，它对个体检索需求的记忆更持久、更精确。

可访问性和持久性结合在一起，使得人类再也不能成功地逃离他们的过去。过往信息将紧随他们，随时都可能被他人通过互联网挖掘出来。

全面性

第三个特征是全面性。通过可访问性和持久性，其他人可以到达存储在日积月累的各个不同数据库中的个人信息。然而，信息提供者可以，而且已经开始更进一步地整合这些来源各异的个人信息，以便在几秒之内建立有关他们、他们的活动、朋友、偏好以及信仰信息方面的档案，商业实体已经为几百万美国人提供了包含超过一千个个体数据的卷宗。那些不愿意花很多钱的人，也可以查询他们的邻居、朋友、约会对象或商业伙伴。数字化记忆的经济使得建立个人卷宗更便宜，特别是在连接社区或社会网络的希望驱动之下，我们中许多人已经在线添加我们的个人简介。索引个体的搜索引擎已经出现了，它们使用免费的公共资源，实时塑造了迷你卷宗。其中一个名为Spoct.com的搜索引擎自称拥有“索引超过1亿人，包括超过15亿条的数据档案”。这些针对个人的搜索引擎中，大部分依然十分粗糙且不完整，然而这一情况很快得到改善。同时，传统网络搜索引擎不断将它们的索引能力从传统网页扩大到社交网络，以及许多其他的公共可用数据库。一个人依次得到所有这些信息源，并编辑一个完整的卷宗需要很多时间，然而整合的搜索引擎使得这一活动变得更快、瑕疵更少、更简单、花费更少。

考虑一下在模拟时代，如果一个人有阴暗面，他还可以把它隐藏起来。如果你不能很好地隐藏它，那么你就要小心了。法律历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他关于名誉的权威著作中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人们不再能够轻易地隐藏他们的黑暗面，如果我们更加或者完全了解彼此，那么这个原则不就是对社会有益的吗？如果平等地获取信息取代了我们对个人信息的严格控制，那么欺诈难道不会变得更难吗？布林的愿景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分散、互惠地获取个人信息会逐渐攻破那些可以迫使（而且已经迫使了）他们获取社会信息的束缚。

不幸的是，人类记忆并不是一个从过去中机械提取事实的过程。丹尼尔·沙克特曾对此进行过充分论述：人类记忆基于现在对我们过去不断的重构。正如他所说，“在确定什么是记住的、什么是过去真正发生的这个问题上，现在的影响起着更大的作用。”（节选自《删除》，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1 月）

刊发于《腾云》0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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