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兴亮（微信公众号：刘兴亮时间）

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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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盛行的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增长理论还根植于广泛贸易带来的流通价值上。

当某种产物在本地超出需求时，它需要被交易到异地，这带来异地消费引起的货币需求，两地（两国）都需要增发货币来应对交易，由此构成经济增长。货物流通带来的经济活力往往激起多样的反应，运输、食宿、安全担保，额外的购物，娱乐等，使得货物的交换价值（相对劳动量）不断溢出。

越是地域广泛流通深入的贸易，越能带动商业的蓬勃发展，越是自由的贸易越有利于商业的良性发展。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产品的价格和产量。生产能力强的国家乐于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到更多区域，以获取利润，发展生产力无可置疑地成为硬道理。限制政府干预和减少税收是自由贸易时代经济学家鼓吹的经典理论。

产品成本在贸易中担负了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在如今则担负着很大程度的告知成本。意味着到手的东西额外增加了许多经济负担。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或某地区只有大一统的唯一帝国，商业就不太成为政治家的最大诉求。

彼时，重农抑商的中华帝国，商业流通固然带来税收，但官僚阶层更愿意扶植稳定的农业生产，让安土重迁的民众在稳定循环的生产周期中安然度日。产品的价值和价格相差不大，税收和赋役在公共支出和建设中扮演的作用既有限又有效。

稳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虽然抑制了生产的活力与创新，但也具有绵长的生命力，因为它不会总是出现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社会不仅在经济领域，民众在心里结构上也异常稳定。

地缘政治多元的欧洲向满清扑过来的时候，最先带着的是货物，由于得不到足够的回应，又运来鸦片和大炮。在经济生产方面的落后让中国传统的手工作坊陷入绝境，民族工业革命伴随着教育革新、人才流通和政局变换亦步亦趋，在艰难的内部建设中求生存图发展。

但是，更大范围内的贸易体系不再允许人们闭门造车，而是以革新和效率获取全球订单。地区发展的极不平衡和贸易的全球化，是广土众民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制造业迅速崛起的背景和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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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勤劳致富到创新致富的急速过渡——过于短暂的时间限制，伴随着互联网在全世界范围的跳跃式发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广泛的问题。

这时候，创新造成的「创造性破坏」构成了传统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巨大张力，由于张力巨大而带来的后果是装在空中楼阁里的商业帝国，至于那些散落在大地上的工厂、库房、道路、产品、甚至于每个人，都成为这座楼阁俯瞰下的「商品」。互联网经济的最大看点正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人的属性多重，可疑，并且变幻莫测。

所谓「创造性破坏」，是创新的负面效应。

在农业国家所谓创新指的是如何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至于交易成本是一斤一斤计算出来的。在工业国家所谓创新是指应用科技手段带来更新迭代的优质产品，体量庞杂。到了信息时代，所谓创新则全面地印证了熊彼特对企业家的定义。他说，创新是企业家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经济过程。

能够成功「创新」的人便能够摆脱利润递减的困境而生存下来，那些不能够成功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之人会最先被市场淘汰。这时候的创新并不是指实验科学和技术领域的革新，单纯地针对「组织能力」的创新。假如你能找到更便宜的原材料，更节省人力的生产方式，更便捷有效的物流，就能击败那些固步自封的家伙。

中国人没有发明互联网，但在「把互联网的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这一领域确实雄踞一方。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阿里巴巴建造的商业帝国。它庞大的经营格局和关联公司的业务包括：淘宝网、天猫、聚划算、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国际交易市场、1688、阿里云、蚂蚁金服、菜鸟网络等。仔细观察一番，无论在哪个领域，阿里巴巴都扮演了一个类似菜市场的角色。

这让我想到了旧中国的庙会。

乡村文化发展到一定限度后，人们把生活信仰、戏剧观摩、集市交易自然地融为一体。各地都有庙会，逢「三」，逢「七」，逢「九」，陆续开展。与阿里巴巴不同的地方在于，庙会的辐射范围有限，通常在一个镇，至多到一个县，其规模与趋向相对一致。

左手是庙宇带来的精神慰藉，右手是戏台搭建的娱乐氛围，眼前是琳琅满目的货物交易，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体系，雍雍睦睦。人们的信用建立在质朴的、直径有限的地方性上。没有人会冒个体信用透支的风险，在逃脱制裁后远走他乡。这很不经济。

阿里巴巴则是硕大无朋的交易市场，一望无际，既没有庙宇，也没有戏台。人们凑集于此，开展巨细靡遗的商品贸易，其后又扩展至金融领域。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精神活动，只是买卖。人们观望浏览，定向搜索，寻找卖家，敲定生意，付款，自我推销，等待。

传统的流通格局成为过气的征兆，翻新的花样和光速般的通讯让人耳目一新。「缺乏耐心」成为新的交易流程中的群体性征，人们更愿意跟随他人的脚跟（看销量与评论）去做决定，体验和服务受到了严格的网络制度规范，而不是精神制约。

这一切带来了一个奇怪的现状，传统中的人情世故在网络上骤然转变为略显冷漠的理性和无故夸张的竞争。什么也阻挡不了人们在新潮流中的担忧，越是害怕被淘汰，就越是不理性地投身这场新的空中之战。

无数企业在网络世界里做着这样的动作：一个人拿着空篮子接水，一个人假装在倒。而这个游戏的场所就是电子商务公司营造的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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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在两年前宣布为全球最大的零售交易平台。2017财年，阿里巴巴总营收1582.7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578.71亿元人民币。2017年10月10日晚间消息，阿里巴巴股价涨逾1%，市值升破4700亿美元，超过了亚马逊。

而亚马逊是南美洲以及全世界流域最大、流量最大、支流最多的河流，以这条河流为名的亚马逊电子商务公司比中国的阿里巴巴早成立四年时间。这四年正是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的时期。而电子商务在中国成为一种经济气候还需要至少10年光景。这十年也是中国制造业激流勇进冲击世界的时期。

当中国制造在全球各地攻城拔寨的时候，阿里巴巴与其他中国电子商务公司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经常碰得一鼻子灰。零售平台的当当和卓越网最先以图书品类的模仿行动获得了网民的信任。

传统中的图书销售链条就像一个无人接手的烂尾楼，借助互联网平台涅磐重生，人们发现好的图书能够被识别出来，也有合理的价格，与蹲踞在书城里的那些比洛阳的纸还贵的图书相比，网上购书实在是不二选择。

没有人注意到这一行为的象征意义，窝在中关村卖电脑的刘强东率先嗅到了气味，他在代理经营电子产品六年后的2004年开始涉足电子商务领域，并且继图书这一烂尾楼市场后，把「电脑」这一更大的烂尾楼市场揽到怀中。

谁都知道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电脑销售已经让消费者无法忍受其语焉不详的现场状况，人们无论购买整机或配件，都要付出高昂的中间代价，并且忍受着零配件的真假不一，维修更换的毫无定律。总之，大批量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急需电子产品，并且开始认同互联网购物，这给了京东以不可思议的增长机遇。

与此同时，阿里巴巴在B2B领域的作为有限之际，开始了在零售领域的扩张，淘宝网上线成为企业发展的分水岭。在京东网成立的同一年，淘宝网发布让买家与卖家进行即时文字、语音及视频沟通的PC版通讯软件阿里旺旺。几个月后，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支付宝推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继而构筑了如今无所不含的互联网巨型商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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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建构在互联网计算技术基础上的交易平台，其空中楼阁的特征建立在无所不包的触觉与坚实的金融基础上，而金融又建立在人们的实际生活需求上。传统经济犹如飞蛾扑火般跳起来触摸互联网新鲜的面孔，当所有人都跳起来后，这座建立在空中的楼阁逐步演变为大厦，只要托举它的手足够，它就能变得巨大而无所不在。

这时候熊彼特所说的「创造的破坏力」也随之诞生。最显著的例子当然是具有实体店面的零售业，尽管在网络购物的冲击下，以多维的空间体验带来的格局转变正武装经营者的头脑，但消费者在购物中的优先选择往往落实在键盘和鼠标上。继之而来的是中国制造业的产量过剩和生产能力上的创新匮乏。

这不啻为一个极大的幽默，互联网在组织生产流通领域的强大创新力，伴随着物资生产方面的创新匮乏，让制造业在人力上涨和供给侧改革的挤压下走向了风雨如晦的局势。

技术革新的结果就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

这句箴言成为不懂它的来源的中小企业的噩梦。人们发现钱再也不如十年前好赚了，无数投身创业大潮的人们不仅没有弄到潮，反而前赴后继地葬身沙滩。

与阿里巴巴不同的是，京东商城在大量资金涌入后启动了物流体系，它不再借助别人的仓库和车辆，而是自己保证把货物送到消费者手中。物流体系由于建立在强大的经营平台上，在资金和业务的双重支撑下变成了京东手中的王牌，这一举措对用户的吸附性如此之强，以至于京东迅速将当当和卓越亚马逊甩在了身后。

即便如此，阿里巴巴依然像老妇人尤文图斯那样看似闲庭信步暗自风起云涌，在各个领域里鲸吞蚕食。按照马云的豪言壮语，阿里巴巴的目标不是做中国互联网的老大，而是要做全球经济体中举足轻重的一个。

这让所有互联网从业者感到恐惧，于是中国的网络大佬在吃饭时故意不叫马云，他们大概被这种激情所惊骇，只好抱团取暖。

那么在这种即将来临或已经来临的「下一次萧条」中，电子商务到底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假如更开放的经济变革能够激发生产创新的话，那么在纷纭际会的网络时代他们或许会重新出发，进入下一轮的「景气循环」，而这时候，阿里巴巴与京东都会成为枝繁叶茂的商业帝国，生产、物流、信息与金融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不然，它们极可能在「空中楼阁」的外貌下于风中摇撼。